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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认为，我国以往的学术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带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朝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来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但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是为代表，要老子才是代表。赵宋诸儒，一般都认为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现在已经人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的进化，其轨道是历历可寻的。知道从前由印度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其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人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他说，《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的总纲，诸子书是细目。诸子是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加以发挥，只能说他们研究得精细，却不出老子的范围。宇宙真理，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的蒙蒙昧昧的，象一座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拾得点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于是大家相约上山开采，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然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作河图洛书的，是偶尔拾得珍宝的人；周秦诸子，是相约上山开采的人；这些人中，老子所得的东西最多。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他变化的规律，定名日“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日“道德经”，根据已往的事变，就可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日：“执古之道，以御令之有。”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个“义”字。苟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字，韩非学于苟子，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又讲“法术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法术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是申韩的刻薄寡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法术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实不能不为老子叫屈。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的三宝：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字，即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温良恭三字，比慈字较为具体，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类。墨子的兼爱，即是老子的慈；墨子的节用，节是老子的俭。老子言兵：“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说“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经，此书是道家之书。也与老子相类。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话，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的话，激动六国君主的不平之气，暗中即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与”等话，为后世阴谋家兵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子列子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往往直相诋毁独没有诋毁老子的，即使诸子之学，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牛氐触，既不羝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静功，讲符篥等等，俱记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了。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是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学说也有君主之意，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摈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从此即专奉孔子之学，但老子的学说，势力仍是很大。于是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以后佛教传人中国，越传越盛，就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儒释道三教的异同，加以研究。三教异同，自然古人说得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即是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于是他又说：“孩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婴儿是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返本，要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无欲的婴儿为止。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此心示无之，以证人涅檠，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效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儒释道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如图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宗吾呼此线为“返本线”。至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们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佛家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的同与异，都可以说得过去。
据下图所示，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
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常；老子亦说：“后命日常”，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佛氏主张破我执破法执，孔子亦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氏所谓我执法执，孔子又何尝不能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须追寻至父母未生以前，连心子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治世，是在人事上尽力，人事的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做从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诚意为下手工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檗灭度的学理，也就不愿深究了。老子意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妙理，故取象于初生的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此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人世出世之中的。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多说，只简简单单的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隐而不发的意味。他的意思，只重把人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让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没有佛氏那样精，讲世间没法有孔子那样祥。总而言之，佛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和世间打通为一，这就是儒释道三教的不同之点。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魏晋时代，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了些厌弃了，适值佛教陆续传人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朝，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的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的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所以道教很盛。孔教是历代所崇奉的，当然也很行盛。三教相推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时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它融合为一。直到宋儒，尤其是程明道，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程明道以前，虽有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周莲溪诸儒，作宋开路的先锋，但那只是萌牙时期；到了明道，才吸取三教的精华，以老子，思想为主，把它组织成一个个系统，我之所谓宋学。以后的程朱陆王学派，都是从明道分支的。明道为宋学之祖，而明道之学，即相类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以释氏之学治心，孔子之学治世”，三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总而言之，即说老子之学，贯通中国全国学术，也不为过。
在宋儒尽管说他们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的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为孔门嫡传，这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法，自家还不觉得，犹如在河内撑船，工作一般，宋儒极力想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游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偏说是孔门嫡派，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了。
宋儒的学说，原具有一种革命精神。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然托诸孑L子，假为复古，实是创新。马丁路德的新教，欧洲的文艺复兴，具是走的这条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大凡新学说出世，都有这种现象。
不过宋儒也有很大的短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两点：
(1)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不对。
(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
合此两点，就生出自韩愈以来杜撰的“道德”之说。程朱一般人，生怕这个徒子孙，都染有这种恶习，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在争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个“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于“量”字最缺乏。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如果不存门户之见，把气量放宽，来鸟瞰学术上的分合之迹，倒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中，常常援引古说，可见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经过释迦的一一研究，然后另立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然一种学说，独成一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子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人中国，又分若干派。单即宋儒所说佛字禅宗说，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方两派。北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的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即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惟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吾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人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等融会贯通之后，再分头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这把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宾主之分，一味的将中西文化杂揉在一起，使人发生龃龉，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无所适从，如近几年来的混乱现象；是应当以我们数千年来深人人心的民族文化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的精英，以丰富吾人之生命。从前有个故事：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家有个寡妇独处，
夜雨室坏，妇人来求托庇，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这事被孔子听见了，就赞叹道：“喜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还有九方皋相马，并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骊黄之外。吾国先哲，师法古人，也是遗貌取神，为我学术界最大特色。画家书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取用西洋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人中国，我国尽量的研究，如此修改或发挥，所有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最盛行的，厥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惟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乎失传。从此可见印度学说，传人中国，越是中国化的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的，就不盛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国化，好比药料之为炮灸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单留有益的部分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则，我们今后应走的途径，就可决定了。
西洋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国的古人，行仰观俯察的法，窥见了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的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而又极有条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磁电感应之理，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洋人，则人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限，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具用审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分明，生趣就减少多了。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气氛改变；但这未免太浑囵了，又当参考西洋组织。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就如开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的洞子和中国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西洋人、印度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分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吾人生于斯世，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后，不妨再分头研究，象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这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依旧还是一个浑然的。
冲突是融合的预兆，无所谓冲突，即无所谓融合。譬如几个泥丸，放在盘内，不相接触，可谓不相冲突了；然而这几个泥丸，是永久独立，不能合并为一的。如把他们合在一处，挤之捏之，这几个泥丸，就可合为一个一个了。现在国际竞争激烈，与战国七雄时代相似。西洋学说，传人中国，与旧有学说发生冲突，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传人中国相似i一般人看见这些冲突情形，都很悲观；不知这正是几个泥丸挤之捏之的时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动机，是东西学融合的动机。所不同者，秦始皇统一战国之后，是有一个君主高踞其上；将来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换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学，虽然融合众说，但其学说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强迫人民信从，将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是学者自由研究的结果，并非强人信从。国际上、学术上，这种现象，都是天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东流人海，即使要反抗，也是万万无效的。如果看清楚这种趋势做法，才不至违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其病根有应归咎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意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人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培养好。西洋要人培养身，中国人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很少寻得出象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的学说，只有庄子书中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相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竞争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根；将来算总帐，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我们再把前面所绘的“返本线”一看，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优劣看出来。吾国国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既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诚意工夫”，即是“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让现代物质文物，中国诚然万万不及西洋，但从社会伦理部分来说，则以上诸点，确乎中胜于西。此等之处，应该西洋效法中国，不应该中国效法西洋。
最后，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主张中国学说，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为中国学说代表的，前面已说过了。他认为西洋所讲是极端的世间法，印度所讲是极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讲则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把这种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以“返本线”言之：西洋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顾。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是绝不回顾。老子从“丁”一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说“节根复命”一类活，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西洋那样详；似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言。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讲社会主义的，只看见“庚”点(天下)，其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囵疏阔；西洋人研究得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明诸家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指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川道教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作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对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此后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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