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灵的超度与慈悲心怎么解决？ _ 互联网“技术赋权”让中国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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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被逼得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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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诸多技术，在中国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在此基础上，各种莫名其妙的新名词，乃至新思维也在不断涌现，例如大数据、互联网思维等等。这些，都在改变着中国的60、70、80后的人，在伴随着90、00后一起成长。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人的变化，更是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的变化。那么，互联网是如何通过“技术赋权”的方式，来改变不同年代的人，从而来改变中国？
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
信息技术进步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正在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中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民主的、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当前民主国家的运作。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许多新的术语，例如“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将互联网和民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尤其明显，并暗示二者相互强化着对方。
同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信息技术将有助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进行转变。在其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著作中，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在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arto）政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学者们发现，互联网也许会对政权施加一个无法克服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民众、公民社会、市场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运用。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警告说，互联网对民主发展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在80对144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 Kedzie）发现，按照统计结果，网络连通性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联，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结果并不能决定性地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类似的，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观点，民主化和人均互联网用户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互关联。不过，她也指出，政治变革是互联网扩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
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否有影响，也有一些人持悲观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许多威权主义政权都非常成功地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施加了政治监管。互联网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些学者发现，像中国、古巴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其他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了成功的监管，并将这种监管转变为对国内互联网发展的强有力控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挑战，这些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来做出回应，包括限制互联网联入、过滤内容、监控网络行为，甚或完全禁止互联网的使用。此外，这些国家通常试图用积极的战略来扩展控制，通过引导媒体的发展来促进政权自身的利益和关切。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中国境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互联网来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政府似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影响。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呢？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论述了中国政府如何将发展信息技术作为其维系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作出努力来建立一个监管机制，以此来管理这个正在成长的部门。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并对政府提出了挑战。因此，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制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政治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成长，确实导致了各种悲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看好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理所当然，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而非对民众进行赋权。
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行为缔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并迫使国家改变了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实践。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把关注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在本章里，笔者将首先回顾现有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是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政治，然后再去检视中国的情况。虽然这方面的大多数著作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要探索互联网是否影响了中国政治，就要观察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观察那些和互联网发展有关的政治变革。因此，定义什么是政治变革就显得很重要了。为此，笔者根据现有的著作来进行研究，并在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做一个区分。笔者将试图展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就算没有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它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的。
信息技术和公民参与
在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或公民参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对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抱有兴趣。然而，在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分歧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辩论都集中在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上，尤其是集中在三边国家上（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它们对反映中国的互联网和公民参与也相当有启发意义。在详细阐述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制度区别之后，我们将能够发现，信息技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影响公民参与。有关82信息技术影响公民参与的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数字赋权（digital empowerment）和数字离散（digital disengagement）。
数字赋权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非常盛行，这一理论认为，信息技术是政治进步，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民主的发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这些条件是通过经济增长、教育、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起来的。在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广播和电话的统计数值，对于民主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外，信息技术被视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是当代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家，根据他的观点，民主运作的主要威胁，更多来自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而非来自于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使政治信息更加随手可及，信息技术或许能够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矫正措施。达尔认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多种手段来减少政治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获取有关政治议程信息的能力，这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参与。信息技术也扩大了公民为政治过程做贡献的途径。它使得全体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总体上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信息技术扩大了信息和通讯的流动，它使得政府更加透明，政府越透明，精英对全体民众所享有的信息优越感就越小。
同样，本杰明·巴伯（BenjaminBarber）声称，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增强公民对民主事务的参与。巴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婴儿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将电信技术作为一种手段，用于解决大范围民主所造成的问题和创造沟通的论坛（如“市政厅”），是可能的，它可以摆脱空间上的限制。社区理论学派的学者，也很重视信息技术的这种角色，他们声称，信息流动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社区的质量，也促成了更强大社区的建设。
在经验层面，学者们发现，现代大众媒体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支撑和促进公民参与。学者们展示了报纸是如何动员和强化选民的，以及新闻媒体如何能够帮助全体选民做出明智的或理智的选择。现代化使人们拥有一群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可供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现在的互联网，它们迎合了不同的市场，并为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密集的信息环境。对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民来说，他们获取所需信息的代价大大减少了。现代化还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这增强了公民利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的能力。所有的这些进步，造就了一个对公共事务更具有参与能力且更成熟的选民团体。
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而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言，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的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采取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逐民众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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